在飞往新加坡的航班上,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程虹向四周环顾了一眼,已经组织了三次的企业家**访问,理事长柳传志**次缺席,因为一次微创的*疗,他放弃了此次长途旅行。
在柳传志70岁的这一年,刚好也是他下海创业30周年,当然这同时也是联想的年龄。面对而立之年的公司,柳传志颇多感慨,于是动笔给自己的员工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在这三十年中,我们有过无数次要死要活的坎,其中有的是早年间国家计划经济的体制带来的**烦,有的是我们战略决策错误造成的苦果,这里面有大量的难以忘怀的痛苦。”
1984
在接受一家人物杂志的采访时,柳传志说自己没看过奥威尔的《1984》这本书,但1984年对于柳传志来说,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对改革开放前知识分子的状态,柳传志是这样概括的:“被阶级斗争搞得心惊胆战,被无所事事的生活搞得麻木不仁。”某种程度上这也许是柳传志对自己那段人生的描述。
1984 年,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6年,但中国人依然生活在计划经济和票证供给的时代。柳传志这一年40岁,月工资78元,全家7口人住在一间12平方米、屋顶铺着石棉瓦的“自行车棚”里,在中科院计算所外部设备研究室搞一项叫作磁记录电路的研究。早在1980年的时候,柳传志已经接触到国外同类研究的**成果,这让柳传志异常苦闷,后来柳总结说:他可以忍受清贫,但不能忍受自己碌碌无为、虚度时光。
1984年10月17日,柳传志和11个同事在北京中关村科学院南路2号计算所的传达室里,创办了联想公司的前身。从这**开始,柳传志把自己投放到一个**不可预知的人生轨道当中。
在他40岁之前,中国大部分时间都在进行阶级斗争,整个中国都非常穷困,也没有办法让个人得到发展,实现自己的理想,这让他很痛苦。40岁以后,他正赶上国家改革开放,选择了创业,也知道会很艰难。曾作为**知识分子的柳传志不得不放低身段去和基层工商管理人员打交道,为了一张审批报表,他得接受一个年轻办事员难看的脸色和难听的斥责。
但即便如此,柳传志也丝毫没有回头的打算。
2014年深秋的**,在靠近住所的一家酒店的会客室里,柳传志向记者回顾了30年前创业的难处:“80年代初成立的公司,遇到的**个大难关就是在社会体制发生变革的时候,法制法规跟不上,人们的思想处于一个相对来说非常混乱的时期。”
这样一个时期,对于柳传志和他的同事们*大的考验就是能辨别政策红线,尽量踩在红线里头。对红线的把握是高明的,也是高风险的:**在红线里走,企业根本发展不起来;而走出红线,风险就无法估量。
“那个时候政策的解释经常是掌握在执行人员的手里头。”
那个时候国家为了保护国内的电脑品牌,对电脑进口额度和关税实施控制。这样一来,能搞到进口批文就成了中关村电脑公司的生存之道。联想自然也是争*批文的一员,但柳传志为公司设定的底线是“法律手续必须完备”,“必要的时候要割让掉一些利益”。
1988 年,柳传志在香港建立香港联想,因为他发现从香港直接进口电脑要比内地便宜得多。借助各种关系,香港联想拿到了美国AST电脑的总代理。当时AST在电脑业并不是一个强势品牌,这就让联想在谈判时掌握了许多主动权。由于联想在内地强大的销售力量,AST在内地市场的声势甚至超过了康柏。
“其实当时许多企业都在香港有派驻机构,做国外品牌代理,一些企业的实力比我们只强不弱,为什么他们*后做得没我们好?”是因为我亲自在香港把关,避免了其他公司因为员工与外国企业串通蒙骗国内公司情况的产生。
在联想AST代理做得正热火朝天的时候,柳传志已经开始想做自主品牌电脑。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国产品牌对于**品牌毫无抵抗能力,根据凌志军《联想风云》一书提供的数据,1994年,中国电脑市场上**品牌所占份额高达40%,而且AST也不支持自己在中国的合作伙伴另起炉灶。然而,这一年柳传志硬是克服上述阻力,让时年30岁的杨元庆担起重担,组建微机事业部,销售联想电脑。
不久,国家放开国外电脑进口审批政策,一大批靠代理电脑为生的中关村关门倒闭,而已经先行拥有自主品牌的联想却站稳了脚跟。这一经历让柳传志总结出“提前动手拐大弯”的经营原则,并将这一原则运用到后来各个发展时期。 “机会的存在就是要在你做好眼前业务的时候,提前开始进行环境的研究,然后提前动手,拐大弯。等到你企业、行业里边出现问题了,再改,就来不及了。”
收放
柳传志给外界的印象是严谨、严厉、爽直、干脆,这也许是和他早年受过军事训练和从事科研工作的经历有关。但在“不打领带”的场合,柳传志却显得随和、宽厚,思路天马行空,对任何新事物、新观点都抱有浓厚的好奇心。
亦严亦宽,也体现在他对接班人,尤其是杨元庆的态度上。
1994年,他倾注公司全部资源,全力支持杨元庆这个年轻人开发联想PC业务。另一方面,他又多次当众严厉批评杨元庆,杨元庆委屈到痛哭。这一年,柳传志给杨元庆写了一封信,吐露了自己的苦衷:
“在纯粹的商品社会,企业的创业者们把事业做大以后,交下班去应该得到一份从物质到精神的回报;而在我们的社会中,由于机制的不同则不一定能保证这一点。这就使得老一辈的人把权力抓得牢牢的,宁可耽误了事情也不愿意交班。我的责任就是平和地让老同志交班,但要保证他们的利益。”
20年后,柳传志再次向记者谈起这件事情时,坦言当时当众批评杨元庆是有意为之:“有时候你对下属严厉一些,其实是保护他。”
但对于杨元庆的支持并非**放手不管,尤其是在公司遭遇巨大困难的时候。
2005年5月,联想实施了一次大胆的战略进攻:兼并**巨头IBM的PC业务。这次进攻使联想成为真正的**公司,但接下来却陷入管理和业务上的困顿。董事长杨元庆在应对这些挑战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杨元庆有学习能力,也非常努力。但他挺倔,并购IBMPC之后,出了一些问题,就是因为他在业务上非常熟悉,但是在跟美国人合作上还是有些生涩。”多年以后,柳传志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描述当时杨元庆的状态。
2009 年9月,柳传志宣布复出,出任联想集团董事长,杨元庆转任集团CEO。像每一次公司经历重大节点一样,有媒体将联想当时的状况称作是“站在悬崖边上”,而且非常直率地指出:联想到了这一地步,**金融风暴的影响只是次要因素,真正的因素是联想自己在管理和企业文化上出了大问题。
“在并购 IBMPC以前的中国联想,其领导人、团队都是经受过千锤百炼的考验的。但自从并购以后,则一切全变了,商业环境变了,团队变了,公司的*理结构变了—— 过去是单一大股东为主的董事会,现在是一个真正**的董事会。过去打仗的方法要在新的环境下调整。要调整、要学习,那就会磨合、碰撞、矛盾;尤其是文化建立,这之中有大量的痛苦,要付很多学费。”
在柳传志的主抓下,联想开始重新搭建领导班子并塑造企业文化。另一方面,他需要外界对联想,特别是对杨元庆继续抱有信心。
“2009年我到欧洲去宣讲的时候,下面坐着200多个老外,都比中国人岁数大,一个个挺绅士的。他们质疑说,公司业绩都跌成这样了,换一帮中国人就能管好吗?”
柳传志当时给他们看了4张照片,讲了4个故事,分别是联想办养猪厂,为员工解决吃肉问题;办“72家房客”,为了让年轻人解决住房问题;为了老员工退休以后的生活非常好和内部员工的培养、提拔上,以人为本,提供没有天花板的舞台。
“我说对国内外是一样的,这是历史事实,他们得信。一年以后,业务果然上去了,大家也拿了奖金了,工资也提高了,你再说话,那劲头就不一样了。”
当时柳传志推行的企业文化还包括以身作则、说到做到:“就是讲每件事怎么去履行,我觉得推的还是挺深,后来在联想确实做到了说到做到。”
2011 年11月,柳传志再一次把联想集团董事长的职务交回杨元庆手中。8个月后,他又辞去联想控股总裁一职,由他培养的另一位领军人物朱立南任总裁,柳传志任联想控股董事长。作为一家以“投资+实业”为主的多元化投资控股公司,联想控股目前在下更大的一盘棋,包括两年内在香港上市。2014年11月24日,在柳传志与互联网大咖们的“西山对话”中,他特别谈到,联想控股除了做好大船外,还会投资更多小船,让其进入“联想船队”。
见证篇
柳传志的商业童年
企业家和科学家应该互相尊重,因为企业家懂得技术的斤两与分量。有的技术一般,但企业家很有水平,也能把事情做成;有的技术很好,但是企业家不行,事情肯定很难做成。基础科学和科学发现肯定是技术人员和科学家为主,但是在一个企业里面,要把技术成果变成产品卖出去,还是要企业家主持。如果科学家在企业里非要坚持以他为主,那就乱套了,很多事情没法弄了。科学家是“珍珠”,企业家是串联珍珠的那根“线”。现在我很自觉地把自己归在企业家的圈子里。
在战略制定问题上,我的基本观点是:阶段论、拐大弯。记得有一年北京马拉松比赛的冠军是一个日本人。比赛开始前两天他就去熟悉路况,以10公里为“阶段”去跑马拉松,合理分配体力。这件事给我触动挺大,做企业也是一场长跑,比的是耐心和耐力,别把长跑当短跑跑。
人的因素*要紧,人的考察难度*大,选择人要看“前脸”也要看“后脑勺”,就是说要看他在你面前做了什么,也要看他在你背后做了什么。用人的标准要厘清,比如有的老板用人的标准是“对我要忠诚“,但是对老板的忠诚有时候是以损害公司利益为代价的。职业经理人应该具备哪些素质?企业利益**、诚信求实、坚韧不拔、目标明确。所以,我选人的首要标准是看他是否把企业利益放在**位。
什么是英雄主义情结?我的理解,就是要有理想,把事情往大了做,个人名誉、企业声誉重于生命。这些年以来,我一直对“把事情做大”有着强烈的兴趣。做大事必定要流血流汗,要成功必然有牺牲、有付出、有委屈。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所谓悲壮,就是牺牲局部成就整体,做大事就要有一往无前、慷慨激昂的精神。虽然我有“英雄主义情结”,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不做改革的牺牲品。
投稿作者:孤芳不自赏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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