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一场规模宏大的社会变革

国企改革一场规模宏大的社会变革，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对中国来说尤其如此。在改革初期，我们面对的国有和集体企业超过200万户，职工人数达到1.1亿人。这些国有和集体企业都是按计划经济的要求和模式建立的，是计划经济的组成部分，其体制机制、结构布局、社会定位、职工观念都是计划经济的属性，与市场经济、市场竞争**没有关系。把这样一个庞大的经济体系从计划经济的轨道转到市场经济的轨道，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

当不改革的风险大于改革风险的时候，改革就是必然的选择

在中国改革之前，欧洲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曾推进过国有企业的改革，***的是撒切尔任*相时英国的改革;1989年苏东剧变后，对原有国有企业如何处置也是经济转轨的一大难题。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国有企业的数量很少，大都是二战后为加快**本国经济由**投资建立的一些大企业，加之其经济背景和经济规则都是市场化的，这些国有企业在股份制改革后很容易融入到市场体系之中，难度并不很大。中国则**不是这种情况。苏、东原****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式是在**更迭背景下的全面私有化，经济效果并不好、社会代价却很大。这条路中国也不能走。**经验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中国必须走出一条自己的改革道路。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长期、艰难的探索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从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启动，到1998年开始改革攻坚，这14年应该说是改革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面上的体制调整止于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全面推行，这是一种以市场导向和调动积极性为目的的、浅层次的改革形式，很难实行**。但同时，一些重大的改革措施在这期间开始了探索或试点，如国有中小企业改制、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企业破产的操作、建立再就业中心托管下岗职工等。这些意义重大的探索性实践虽然还是小范围的试点，但为日后大规模的改革攻坚做好了实践准备。

改革都是逼出来的。当不改革的风险大于改革风险的时候，改革就是必然的选择，1997年中国的国有企业就是这种情况。由于之前并没有做实质性的退出，1997年的国有经济仍然维持着一个庞大的摊子。但由于其他所有制企业快速发展和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国有企业已在竞争中处于明显下风。1997年，国有*立核算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的亏损额达到831亿元，比1987年上升了12倍;盈亏相抵后实现的利润只有428亿元，比1987年下降了42%。企业的困难是大面积的，相当一部分企业不能正常发放工资和退休金，由此引发的不稳定事件不断发生。按当时的趋势发展下去，中国的国有企业将是一个全面瓦解和溃败的形势。这就是三年改革脱困的背景。

“三年改革脱困”为随后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有些同志对国有企业三年改革脱困工作有些微词，认为行政色彩过重。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行政力量很强大而市场机制发育不完善的国家，这恰恰是一副对症的良药。三年改革脱困作为***提出的一项中心工作，为国有企业改革**了三个方面的条件：**，它使国有企业改革从一项由分管领导主持的部门工作，变成各级党委、**主要负责人必须向**交账的“一把手工程”，工作位置**不一样了;第二，各级党政一把手亲临国企改革**线，各相关部门主动跟进，为中心工作制订配套政策，改革的政策环境大大改善;第三，各级党委、**的号召和推进，各层级的积极响应，**出一种理解和支持国企改革的浓厚的社会舆论氛围。这三点对于改革的大规模推进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三年改革脱困包括其后的两年时间(1998～2002年)，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在三个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一是通过国有中小企业改革，上百万家国有、集体中小企业改制退出了公有制序列，涉及职工4000多万人，国有经济的战线由此大大收缩，布局结构得到优化。二是通过国有大中型困难企业的政策性关闭破产，5000多户扭亏无望的困难企业退出了市场，安置职工近千万人，由此化解了大量转轨时期的结构性矛盾，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机制开始发挥作用。三是在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的情况下，通过再就业中心和基本保障线政策，托管、安置了近3000万下岗职工，建立了国有企业职工可以流动的机制，为改革攻坚阶段的社会稳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这一时期的改革，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推动力度*大、同时也是*艰难、社会风险*大的阶段。这一阶段改革的成功，为下一步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到2003年前后，以解决国有企业突出困难和矛盾为主要内容的各项改革陆续进入尾声，余下的国有企业主要是那些经营状况尚好的大型企业。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由此进入了以国有大企业改革为重点的阶段。由于前期改革过程中国有大企业的体制基本没有触动，计划经济时期的政企关系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同时，**对国有大企业的干预又是多头的，管人、管事、管资产分属于不同的系统，系统内往往也是政出多门，因而有“五龙治水”或“九龙治水”之说。在这种政企关系之下，企业的经营责任是说不清楚的，因为企业的重大经营决策都是由**决定的;**部门的管理责任也是说不清楚的，因为企业的事务是由众多的党政部门分别管理的。这是一锅责任粥、一笔糊涂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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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决定启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这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又一个里程碑性质的大事。各级国资委的成立，标志着国有资产管理有了明确的责任主体，管资产、管人和管事的结合，初步实现了国有资产所有者权利、义务和责任的统一。国资委成立之后，抓紧制订和建立企业国有资产管理的法规和制度体系，包括企业清产核资制度、企业发展战略和主业管理制度、企业经营业绩考核制度、经营者薪酬制度、职工收入总水平控制制度、国有产权转让管理制度、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加强对国有企业的外部监督制度等。这样一套法规和制度建设既为国有资产出资人和国有企业的行为划清了界限，也初步实现了对企业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企业的经营责任也趋于清晰。同时，从国有大企业的实际出发，国资委还推进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改革和结构调整措施，如企业内部及企业之间的重组、推动企业内部三项制度改革、企业改制上市、建立规范的董事会试点、减轻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解决企业的历史遗留问题，等等。国资委出资人职能的有效发挥，一方面优化了国有企业外部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另一方面促进了国有企业内在问题的解决。这些改革举措都具有解放生产力、促进发展的性质。所以，这10年来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明显改善不是偶然的。

国企改革顺利推进得自于各方面的智慧、努力、付出和牺牲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进行了近30年，改革使国有企业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由于**机构变动频繁，国有企业改革在不同的时期由不同的部门负责。早期国家经委的吕东、袁宝华、张彦宁同志，国家体改委的高尚全、洪虎、邵秉仁同志，国家经贸委的王忠禹、盛华仁、陈清泰、蒋黔贵同志，国资委时期的李荣融、李毅中同志等，都是不同时期国有企业改革具体的领导者，改革每前进一步，都记录着他们的智慧和努力。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又是一项多层次参与和推动的改革。各省、市、县级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是实际工作的推动者，大量具体的矛盾、问题、甚至冲突都是在他们手中解决的。改革之初，几乎每一位在**线负责改革的同志都有这样的经历：企业破产或改制经常会引发一些群体性事件，**批去做工作的工作组往往会被围困，多少小时不能吃饭、不能喝水、不能上厕所，无论职工行为如何过激也不能还嘴、还手。这些**线的同志数以千计、万计，他们在改革**线付出的辛劳、受到的委屈、做出的贡献是我们不能忘记的。还需要特别提到和感谢的，是数千万因企业改制、破产、重组、脱困而下岗的职工们，他们在改革的大潮中失去了原来的工作，付出了代价、做出了牺牲，没有他们的付出和牺牲，很难想象国有企业改革能够顺利推进。我们由衷地怀念和感激那些在改革年代为了国家的明天、为了国企的改革做出巨大努力和贡献的每一个人，不论他们地位高低、是否知名，当我们看到改革成果的时候都不应该忘记他们。

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上**个完整地解出国企这道难题的国家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还没有结束，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推动和完成，还需要继续攻坚克难。但在改革目前的深度上，前景已经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下一阶段的国有大企业的改革很可能是从分类改革入手，明确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及与市场经济*终结合的模式，并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措施**条件趋近于这种模式。具体地讲，目前少数承担公共服务职能和责任、具有一定资源垄断地位的国有大企业，很可能通过改革加监管的路径，使之*终成为市场经济中受到专门法律约束和社会监管的特殊企业;那些竞争性的国有大企业，很可能通过资本市场改制成为公众公司的改革方式，实现国有企业的多元化和国有资产的资本化，*终成为市场经济中规范的公众公司。我们离这样的目标模式已经不是很远了。

经过近30年不懈的探索、艰难的努力，中国的国有企业一部分退出去了、一部分站住脚了，初步实现了与市场经济的融合，从社会稳定的隐患变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是从国情出发、从企业的具体情况出发的，而且体制的改革、结构的调整、人员的分流安置是结合在一起进行的，大量丰富的实践筑就成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自己的改革道路。在目前的改革阶段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如果下一个阶段的改革举措得当，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上**个完整地解出这道难题的国家。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是一场规模宏大的、历史性的社会变革。有上亿人被卷入了这场改革，有千千万万人为这项改革贡献了智慧、做出了努力、付出了代价，从不同的角度推动了这项改革。历史是不应该被忘却的，尤其是这样一段历史。作为这项改革的亲历者，我们觉得有责任尽可能真实地把这段历史记载下来，留给国家、留给后人。

投稿作者：孤芳不自赏46